日前，中国劳动学会联合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等科研机构，共同组织召开“党与劳动发展”研讨暨主题年会。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回顾总结党领导下我国劳动发展的历史成就，探索研究进入新发展阶段劳动发展的新变化、新理论、新政策。本版摘登与会嘉宾部分观点，以飨读者。

党与劳动紧密相连，党与劳动者命运与共。

从建党初期对劳动的认识和实践看，这一时期最显著特点是组织工人运动维护劳动者权益，初步引入劳动法规。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主义最新实践，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信仰马克思主义产生极大影响，开启了组织工人阶级政党的里程。党的一大之后，党中央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开始了领导工人阶级通过罢工维护自身权益的斗争。

从局部执政时期维护劳动权益的初步探索和实践看，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在局部地区制定和实施劳动法律法规，来保护劳动者权益，并提出“劳资两利”。1937年9月建立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政府，1940年4月，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劳动保护条例（草案）》，对保护劳动者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实践中也发现工资制度不尽合理、工作时间过短、社会保障理想化以及对资方利益保护不足等问题。为此，1940年12月，中共中央又颁布《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劳动政策的初步指示》，劳动立法及政策制定时采取了“劳资两利”的价值取向。

从新中国成立后劳动政策的探索与实践看，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全面推行劳动法律法规的初期实践，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或计划来维护劳动者权益。1949年，刚刚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就组建了劳动部；制定颁布了《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工资制度，比如企业工人八级工资制度。工业化发展照搬苏联模式，以城市为主优先发展重工业，吸纳农业劳动力进城，形成两次劳动力大转移。

从改革开放后党领导劳动的新实践、新发展看，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形态多元化和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新情况，改革国企劳动用工制度，基本建立劳动法律法规制度来维护劳动者权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社会保险法》等重要法律法规相继颁布实施，党中央提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目标任务。

农村改革开启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出现农民工大发展浪潮（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离土不离乡、就业进工厂”；第二次是90年代“离土又离乡、进城进工厂”，第三次是进入新世纪跨省转移到沿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劳动就业产生严重冲击。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调整宏观政策，出台兜底性劳动就业保障措施，坚决维护劳动者权益，有效应对了危机。

从新时代党领导劳动事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看，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点是劳动者提升技能、农民工融入城市、拓展更多劳动者增加收入的机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初步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劳动关系治理体系。2015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产生重大作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取得历史性新进展。农民工进入市民化的新时代，形成农民工加快技能提升、融入城市的第四次大发展浪潮，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发展道路，其规模之大、流动之大、贡献之大、潜力之大在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史上前所未有。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至今都无法估量，给我国经济和劳动就业造成严重冲击，我国以前所未有的防疫与复工双兼顾的实践创新，用防疫与复工“两条腿”走路的独特方式，经过艰苦努力，率先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经济由负转正，重回正轨，出现加快恢复势头。今年年初，近亿名外出农民工就地过年，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新实践。

上世纪80年代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解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问题；90年代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着眼于解决扩大经济规模带动就业问题；进入新世纪，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着眼于吸纳就业与提升技能的规模化发展；走进新时代，随着经济转型，劳动者技能要求和农民工市民化都发生显著变化；迈向新发展阶段，发展技能密集型产业，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快速发展。“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高技能人才引领的技工时代，劳动者所承载的人口红利转向技能红利，更加充分就业转向更高质量就业。

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劳动发展新情况、新变化给予新判断、新指引。坚持为劳动者谋幸福、为人民服务始终是党的宗旨；劳动形态变化，维护广大劳动者权益的初心不变。遇到危机冲击时，更显党对劳动权益维护的坚定；每当时代发展时，都有党对维护劳动者权益的指向。

从农耕时期的农业劳动，到工业化时代的体力劳动、智力劳动、教育劳动、医疗劳动、艺术劳动、媒体劳动，再到网络时代平台劳动、创意劳动、网约劳动、智能劳动、创新劳动，劳动的内涵在技术革命推动下日益丰富、快速发展，机器并不能取代人的能动性、主动性、创新性和柔性。

当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增加、灵活用工快速发展，从以往劳动管理中签订劳动合同“一统天下”的格局中，出现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网约劳动。后疫情时代，创新劳动管理正在进行着新的探索实践。

中国是个技工大国，但与德国、日本等制造强国的高技能人才占比有较大差距。差距就是潜力，缩差就是动力。我国将进入技能时代，工业化时代分工越细越能提升效率，网络化时代越融合越产生新效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者，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升人力资本，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鼓励勤劳创新致富，畅通向上发展通道，给更多劳动者创造致富机会，避免“内卷”“躺平”。

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进城农民工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激活改变现状、提升自己的动力，增强致富本领，进而成为我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的支撑群体，成为促进共同富裕的奋斗和受益群体。

回顾百年奋斗路，倍感党领导劳动和关心劳动者的历程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我们应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尊重劳动、关心劳动者、鼓励劳动创新勤劳致富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意气风发地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劳动发展的新征程。

（作者系中国劳动学会会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